□徐林生
5月13日，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。公众无需任何预约，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珞珈门、弘毅门步行入校，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。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。
为此，一些媒体发表评论，点赞武大打开大门。有评论说，这是以开放拆掉“心墙”，“是对现代大学开放精神的坚守践行”；有评论称，“这才是大学应有的气度”；有评论叩问：“如果一所大学连向社会开放都做不到，又如何向世界开放？”
近些年，大学校园开放议题反复引发热议，各方观点针锋相对。主张开放者认为，公办高校作为公共资源，理应为公众提供入校参观、共享资源的便利；而主张加强管理者则强调，大学的核心功能是教学科研，不能无限制地任由社会人员随意进出。
必须指出，在高校校园管理问题上，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惯例。无论是欧美高校的“有序开放”，还是国内高校的“预约开放”，本质上都是公共属性与核心功能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务实选择。
众所周知，欧美高校大多采用“分散式”布局，教学区、生活区与城市社区交织；我国高校大多实行“集中式”建设模式，一个校区便是一个功能完备的“微型社会”。中外高校面临的管理压力悬殊，简单照搬国外某种模式，必然导致“水土不服”。
其实，国内许多高校的大门已实现“有序开放”。一些知名高校寒暑假允许游客、研学团队预约入校；有的高校节假日开放校内体育场馆、图书馆等设施。湖南大学、湖南师范大学主校区无围墙，与社会街区完全相融，是真正“没有围墙”的大学。
回到武大打开校门，是其经过全面评估后做出的理性之举，值得肯定与尊重。然而，一些评论将此举过度拔高，将“能否进校”等同于“是否开放”，并升华为某种“精神象征”或“气度标杆”，这种解读显然有失偏颇。
一百年前，胡适谈到当时一些人热衷于空泛讨论外来理论时指出，要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。当前围绕大学校门是否开放的争论，某种程度上正是胡适所言“主义”与解决实际问题之争的再现。争论双方热衷于高举“公共性”或“安全性”的旗帜，却回避具体的管理难题，从而陷入了无意义的空耗。
我国高校因办学定位、地域环境、学科属性的差异，在安全管理压力、资源承载能力及运维成本承受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分化。在此背景下，要求所有高校“一刀切”开放校园，无视不同高校的实际承载能力，有违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原则，本质上是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。
大学不是城市公园，肩负着“为国育才”的根本使命，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才是大学的真正主人。在不损害高校师生权益的前提下，因地制宜、有序开放才是应有之策。否则，“一放了之”看似满足了公众需求，实则忽视了师生权益，有违大学的神圣使命，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懒政思维。
因此，开放大学校门之争，应少谈些“主义”，多谈些实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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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 | 吴海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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